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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NA 复制

一条 DNA 双螺旋要变成两条,碱基互补似乎已经把办法提示出来了:两条链各自留下来,按它们的序列配出新链。真正动手时,问题才陆续出现。两条模板方向相反,聚合酶却只会朝一个方向延长新链;双螺旋刚被打开,前面的 DNA 又开始扭紧;复制到染色体尽头,还会发现已经没有模板可供继续照抄。

这些困难各有解决办法,而且彼此接得上。先弄清亲代链的去向,再看一个核苷酸如何接入,复制叉上那些名字很长的蛋白质就会逐个有事可做。至于以 RNA 为模板合成 DNA 的过程,本章另有逆转录子页,端粒酶也会把两部分自然地接起来。

亲代的两条链去了哪里

半保留复制(semiconservative replication)指一次复制后,每个子代双链 DNA 各含一条亲代链和一条新生链。这个说法描述的是旧链的去向。“半”保留的是每条子代双链中的一条链,不是把序列保留一半、剩下的一半临场发挥。

如果只知道 DNA 的互补结构,也仍可以提出其他模型:亲代双链完整保留,另外产生一条全新的双链;或者旧链被分散到子代 DNA 中,使每条链都含新旧片段。要区分它们,需要有办法认出旧 DNA,而不能只看复制前后 DNA 总量增加了多少。

保守、半保留与分散复制在重氮转轻氮后对密度条带的预测

蓝色表示原有重标记,粉色表示新合成的轻标记。先比较第一代:保守模型预测两带,其余两种预测中间带;第二代的预测才把半保留与分散模型进一步分开。1

Meselson 与 Stahl 让大肠杆菌先在含 \(^{15}\)N 的培养基中生长,使 DNA 获得较重的氮同位素标记,再转入含 \(^{14}\)N 的培养基。新合成的链主要使用轻氮,旧链仍保留重氮;取出不同时间的 DNA,就能追踪旧材料去了哪里。2

关键在于怎样把它们分开。在 CsCl 的平衡密度梯度离心中,DNA 会聚集到与自身浮力密度相应的位置。全重 DNA、全轻 DNA 和一重一轻的杂合双链有不同的密度,因而形成不同位置的条带。这里分的是密度,不是在用条带位置给 DNA 的长短排队。

Meselson–Stahl 实验中不同世代 DNA 的密度条带与光密度曲线

每一横行对应右侧标出的世代数。原始重带逐渐被中间带替代;约两代时,中间与轻带并存。底部混样帮助比较各带位置,右侧曲线是条带的光密度读数。3

复制约一代后,主要出现一条中间密度带。这排除了“旧双链完整保留、旁边生成全新双链”的保守模型,因为后者应该同时产生重带和轻带。但只到这一步,半保留与分散模型还没有分出胜负。

再过一代,半保留模型预测:每条杂合双链分开后,旧重链会再次得到一条新轻链,原来的轻链则配上一条新轻链,于是杂合 DNA 与全轻 DNA 各占约一半。分散模型却预测新旧材料仍混在每个分子中,只是重材料的比例继续降低,主要条带应整体向轻侧移动。实验得到前一种结果。漂亮的实验往往就在这里:不只拿一个现象支持自己,还让几种解释作出不同预测,再看谁能留下来。

如果先把双链拆开再测密度呢?(自编)

假设从重氮转到轻氮后,取第一代 DNA,并在合适条件下使其两条链完全分离。半保留和分散模型分别预测怎样的单链密度分布?只要求比较模式,不要求计算具体密度。

解析

半保留模型中的杂合双链拆开后,得到一条保留重标记的旧链与一条新轻链,因此预期能区分重、轻两类单链。分散模型则预期每条单链内部仍混有新旧材料。判断所用的实验必须能维持单链状态,并有相应密度对照;不能把双链实验中各带的绝对位置直接搬来使用。

先看一个核苷酸怎样接上去

模板、引物和 dNTP

DNA 聚合酶需要一个引物—模板接头(primer–template junction)。模板提供下一步配对的碱基;引物已经与模板配对,并留下可以继续延长的 3′-OH。图中的短链是引物,较长的链是模板。注意,真正增加一个核苷酸的是引物所在的链,模板并不在这一步被接长。

dNTP 的三个磷酸基及配对的引物—模板接头

左图从糖向外依次辨认 α、β、γ 磷酸;右图找到引物暴露的 3′-OH,以及它前方尚未配对的模板。模板与新生链反向平行。4

原料是四种脱氧核苷三磷酸(dNTP):dATP、dGTP、dCTP 和 dTTP。它们既提供要加入链中的核苷酸,也以三磷酸形式参与反应的能量收支。常规复制型 DNA 聚合酶不能直接把两个游离 dNTP 接成第一段新链;它需要先有这个配对好的末端,才适合继续工作。细胞稍后会用引发酶解决起步的问题。5

3′ 端增长,究竟是哪一步

沿反应图看,引物末端的 3′-OH 进攻来袭 dNTP 的 α 磷酸,形成新的磷酸二酯键。β、γ 两个磷酸一起以焦磷酸的形式离开,后续焦磷酸水解有利于合成方向的净推进。来袭核苷酸的糖上又留下一个新的 3′-OH,于是同样的反应可以再做一次。

引物 3′-OH 与来袭 dNTP 反应,释放焦磷酸并延长新链

先找上图引物的 3′-OH,再在下图找到接入后新的 3′-OH。模板碱基决定配对选择,红箭头所指的是化学反应位置。6

新链总是在 3′ 端增加核苷酸,所以把整条新链的增长方向记作 5′→3′;聚合酶沿模板读取的方向则是 3′→5′。这两个箭头描述不同的链,画复制叉时最容易在这里把自己绕进去。检查一个箭头之前,先问它画在模板旁边,还是画在新链旁边,能省掉不少无谓的眩晕。

聚合酶不只是把互补碱基凑在一起。它要定位引物末端、来袭 dNTP 和催化所需的金属离子,使反应基团形成合适的空间关系。许多 DNA 聚合酶的结构常用手掌、手指、拇指来描述:这是对结构形状的称呼,方便我们在三维图中找位置。

DNA 聚合酶手状结构示意与真实结构模型

左图用手掌、手指和拇指标明位置,右图显示蛋白质与 DNA 的三维结构。找到 DNA 进入的位置,再把反应末端接到前一幅化学图上。7

底物选择、校对和错配修复

正确的碱基配对有利于底物进入适合催化的构象。错配不只改变两块碱基之间的氢键,也会影响引物末端的位置,使继续反应变得困难。如果错误已经接进去了,许多复制型聚合酶还能把新链末端送到另一个活性位点,切掉末端核苷酸,再回到聚合位点继续合成。

错配的新生链末端进入核酸外切位点,切除后返回聚合位点

a 中错配末端难以继续延长;b 中新链 3′ 端进入外切位点;c 中修正后的末端重新合成。聚合与校对发生在不同活性位置。8

这种 3′→5′ 核酸外切校对,方向与 DNA 合成相反:它从刚刚增长的末端往回切。逃过聚合酶选择和校对的错配,还可以由复制后的错配修复识别,并优先在新生链上纠正。这是第三层机制,不应一起叫作聚合酶校对。它们共同使正常细胞的复制错误达到极低的水平,常见概括在每 \(10^9\) 个核苷酸一次或更低的量级;具体数值取决于物种、序列、聚合酶与测量方式。9

dNTP 的浓度与比例也影响反应速度和误配机会。引发酶以及真核起始用的 Pol α 没有复制型聚合酶那样的完整校对能力,后来将引物区段移除、重新合成,因而也有利于提高最终产物质量。这是对过程作用的解释,不必把它写成 RNA 引物出现的唯一演化目的。损伤跨越、复制叉重启与修复性合成的取舍,见DNA 损伤、修复与突变。

滑动钳让聚合酶留在模板上

一个聚合酶每秒能接入多少核苷酸,与它一次结合能连续合成多长,是两个问题。即使单步反应很快,如果动不动就从 DNA 上掉下来,长链复制仍会受到影响。环抱 DNA 的滑动钳(sliding clamp)为聚合酶提供了可随 DNA 移动的连接点。

滑动钳环抱双链 DNA 的结构模型及其与聚合酶的连接示意

上排从侧面和孔口看钳环,下排显示它怎样让聚合酶与 DNA 保持联系。钳围住双链,但不把 DNA 锁死在某一个核苷酸位置。10

细菌常用 β 钳,古菌和真核常用 PCNA。钳装载复合物在 ATP 结合与水解循环中打开钳、识别合适的引物—模板接头、将钳留在 DNA 上并释放。细菌型装载器与古菌、真核的 RFC 类装载器并不完全相同。先掌握共同任务,再比较成员名称,会比从一长串缩写开始好记得多。

把合成反应放回复制叉

两条模板反向平行,聚合酶怎么办

复制进行时,亲代双链在一个分叉处打开,后方是已经复制的部分,前方是尚未打开的双链。这个 Y 形区域称为复制叉(replication fork)。现在固定下面的图,假设复制叉向右推进。

向右移动的复制叉、前导链与后随链上的合成方向

灰色为亲代模板,红色为新生 DNA,绿色短段为 RNA 引物。上侧新链的 3′ 端随叉向右延伸;下侧每个片段的 3′ 端向左延伸,但新的片段不断在靠近叉的位置启动。11

上方那条模板以 3′→5′ 方向朝右延伸,聚合酶可以一边随复制叉前进,一边在新链的 3′ 端加原料,这条新链称为前导链(leading strand)。

下方模板的方向反过来了。聚合酶仍然只能延长新链的 3′ 端,所以每次合成的方向朝左,远离正在向右推进的叉。等叉继续向右打开一段模板,就需要在新的位置再起一个头,合成下一段。这条新链称为后随链(lagging strand),由一段段冈崎片段连接而成。

“半不连续”说的是这种合成组织;“半保留”说的是旧链进入哪个子代双链。它们回答的问题不同,可以同时成立。正常复制叉的前导链较连续,遇到损伤、障碍或重启时也可出现间隙;这些情况要放回相应反应中看。

解链之后,还需要照顾暴露的模板

解旋酶利用 ATP 反应沿 DNA 移动,推动双链打开。许多复制型解旋酶是环形复合体,单链穿过中央孔道。下图展示乳头瘤病毒 E1 解旋酶的一个结构实例;它帮助我们看清“环围住一条链”是什么样子,细菌 DnaB 和真核 CMG 的具体组成与运动方向则需要分别说明。

乳头瘤病毒 E1 解旋酶六聚体结构与 DNA 结合环的运动模型

上排从侧面和孔口看六聚体;下排比较不同核苷酸状态中接触单链 DNA 的蛋白环。下排是据结构提出的运动模型,不能当作直接拍摄的分子录像。12

暴露的单链很容易局部重新配对,或折成影响复制的二级结构。细菌的 SSB、真核的 RPA,以及古菌中的 SSB/RPA 类蛋白覆盖单链,帮助维持可供复制的模板状态,也保护它免于不合适的处理。

双螺旋被打开时,拓扑问题会传到前方:如果 DNA 不能自由转动,未复制部分会积累额外扭转;叉本身的旋转又可能把缠绕转移到后方的子代分子之间。解旋酶忙着拆开碱基对,拓扑异构酶则通过受控的切割与重接来改变链的缠绕关系。

复制引起正超螺旋及 II 型拓扑异构酶进行链穿越的示意

沿图看叉前方怎样积累扭转,再看暂时切开一段双链、让另一段穿过并重新连接的过程。图以细菌旋转酶相关的拓扑变化说明原理。13

细菌 DNA 旋转酶可以引入负超螺旋,I 型或 II 型拓扑异构酶参与解除不同形式的应力;II 型酶还能解开复制产物之间的互锁。连接数和酶类别见DNA 拓扑与超螺旋。

引物从哪里来,冈崎片段怎样接力

引发酶(primase)能够从头合成一段短核酸,为 DNA 聚合酶准备配对好的 3′-OH。大肠杆菌 DnaG 合成短 RNA,并与 DnaB 解旋酶动态配合;许多古菌使用 PriS–PriL 类引发酶;真核 Pol α–primase 则先合成 RNA,再接上一小段 DNA。

前导链建立起始接头后,可以较长时间连续延伸;后随链必须反复引发。后随链聚合酶又与整个复制体保持联系,于是模板在它附近形成一个动态的环。环的长度随片段合成而改变,因此得名长号模型(trombone model)。这个名字倒很形象,麻烦通常出在看图时忘了跟哪一条线。

以下用大肠杆菌模型走一圈。先认出右侧负责开链的解旋酶,再看下方后随链模板形成的环,始终盯住正在增长的新链 3′ 端。

大肠杆菌长号模型中后随链延伸、新 RNA 引物形成与装载新滑动钳的阶段

a:已有冈崎片段正在延长;b:靠近解旋酶的新模板上出现 RNA 引物;c:装载器把新的钳环留在该引物—模板接头。此图裁取原图左列 a–c。14

随着复制叉继续前进,新的单链模板暴露出来,DnaG 再放下一段 RNA 引物。钳装载器把新钳留在这个接头,一个可工作的后随链聚合酶接上去,开始下一段 DNA 合成。与此同时,前一个片段可以继续延长,直到接近它前面的片段边界。

长号模型中新冈崎片段开始、旧片段完成以及聚合酶释放的阶段

d:另一后随链聚合酶接到新装载的钳上;e:前一个片段完成,其聚合酶释放并可参与后续循环。对应原图右列 d–e。14

这张教材图画出一个前导链聚合酶和两个交替工作的后随链聚合酶,便于表示任务可以重叠进行。不同物种、复制状态和实验条件下,复制体的组分数目与连接关系会变化。它要说明的核心动作是引发、装钳、延伸与释放的接力;真核复制体有不同的结构组织,不能照着图上的每个零件直接改个名字。

RNA 引物怎样换成连续的 DNA

冈崎片段之间最初并不是一条完整的 DNA 链。下一个片段的 5′ 端还带着引物,片段之间也有需要封闭的切口。在大肠杆菌中,DNA polymerase I 利用聚合活性向前填补,同时以 5′→3′ 核酸外切活性移除前方引物,让切口的位置向前移动,称为切口平移(nick translation)。RNase H 也参与处理 RNA–DNA 杂交中的 RNA。

大肠杆菌 Pol I 移除 RNA 引物、填补 DNA 并由连接酶封口的过程

红段是待移除的引物。Pol I 在去除前方核苷酸的同时,从左侧片段的 3′ 端延长;最后的切口由 DNA 连接酶封闭。15

DNA 连接酶负责把相邻的 3′-OH 与 5′-磷酸接起来,不能代替聚合酶填一段没有核苷酸的空缺。把“填补”与“封口”分开看,各种酶的工作位置就清楚了。

真核细胞主要由 Pol δ 延伸并推开前方片段的 5′ 端,形成小瓣状结构(flap),再由 FEN1 切除。较长的 flap 可需要 Dna2 与 FEN1 协作,RNase H2 参与 RNA 的清除,最终由 DNA ligase I 封口。古菌常见 RNase H、Fen1、PCNA 和连接酶等组合,具体成员依谱系而变。这些系统都要完成移除、替换、连接三项任务,承担它们的酶及先后配合却不同。16

冈崎片段:短 DNA 为什么会先出现,再消失

短时间加入带放射性标记的 DNA 前体,可以优先标记刚刚合成的部分,再按产物大小分离。下面左图所示的 T4 噬菌体复制实验中,最短标记时间主要得到短 DNA;时间延长后,较长 DNA 中的标记增加。右图换成连接酶有缺陷的噬菌体,短片段会持续积累。

T4 噬菌体 DNA 短脉冲标记及连接酶缺陷条件下的产物分布

横轴是距离心管顶部的相对距离,纵轴是放射性读数。左图中的长 DNA 随时间增多,右图的连接酶缺陷使短片段难以并成长链。这里按沉降行为分离大小,与前面的 CsCl 平衡密度实验不同。17

这组证据把短产物接到了长链形成过程中,支持至少一条新链分段合成。早期某些实验中,前导链也呈现许多短片段,曾使解释更加复杂。后来在大肠杆菌中结合链特异检测与切除修复通路干预,发现新合成前导链可以长得多;误掺核糖核苷酸后的切除,是造成许多前导链断片的原因。取出来的 DNA 末端既记录合成,也记录合成后的加工,需要把两者分开。18

复制从哪里开始,又在什么时候开始

一个起点可以建立两个复制叉

复制叉负责向前工作,复制起点(origin of replication)则是它被建立起来的区域。许多起点会发出两个相背运行的叉,在染色体上形成逐渐扩大的复制泡;一个起点及其复制所覆盖的区域构成一个复制子。

大肠杆菌复制中 DNA 的放射自显影、描图与环状双向复制示意

左侧为复制中分子的实际观察及描图,右侧表示复制泡沿环状 DNA 扩展,最后形成两条环。中间阶段的外形像希腊字母 θ。19

大肠杆菌常用一个 oriC 起点启动一轮染色体复制。ATP 结合状态的 DnaA 在起点的多个识别位点协同装配,使 DNA 解链元件打开;随后 DnaB 解旋酶被装载,引发酶与 Pol III 等合成装置加入,两个复制叉向相反方向出发。

大肠杆菌起点识别、局部解链、解旋酶装载和双向复制叉建立的示意

从 DnaA 结合开始,依次找 DnaB、引发酶和两套合成装置。图中的 9-mer、13-mer 概括经典起点元件,具体 oriC 位点排列比这幅组装示意更细致。20

起点不是打开之后就不再管理。DnaA 的 ATP/ADP 状态、合成与结合位点滴定,以及起始后的失活过程,都会影响下一次启动。在大肠杆菌中,Dam 甲基化与 SeqA 对新复制、半甲基化 oriC 的结合,还能暂时限制再起始。

细菌分裂一次,不能机械理解成只出现一轮不重叠的复制

在快速生长条件下,大肠杆菌完成一轮染色体复制所需时间可能长于两次分裂的间隔,于是前一轮尚未结束,下一轮就已从新复制出的起点启动。讨论“一次性启动”时,应说明起点及生长周期的语境;不能把真核 G\(_1\)—S 的控制图直接套到细菌。

真核细胞把装载和激活分开

真核染色体更长,通常需要许多起点共同完成复制。如果同一区域重复启动,可能多复制;如果一大片区域没有及时启动,又可能留到周期结束仍未复制。细胞把准备起点与真正开动复制叉分成不同的状态。

晚 M 期至 G\(_1\) 期,CDK 活性较低,ORC、CDC6 和 CDT1 帮助把两个头对头的 MCM2–7 六聚体装在双链 DNA 上。这个装载过程建立复制前复合体(pre-replicative complex,pre-RC)。此时起点获得了复制许可(licensing),但装上的 MCM 尚未作为活性复制叉解旋酶工作。

进入 S 期,DDK 与 S-CDK 促进后续组装与激活,Cdc45、GINS 等加入,形成 Cdc45–MCM2–7–GINS(CMG)解旋酶。两个活性复合体分别建立相反方向的复制叉。与此同时,较高 CDK 活性、CDC6/CDT1 的降解或定位变化,以及后生动物 geminin 对 CDT1 的抑制等机制,使新 MCM 的装载受到限制。

真核细胞周期中解旋酶装载与激活处于不同状态的示意

上半部允许装载、尚未激活,下半部抑制新装载。图概括两类周期状态,正常核基因组的起点启动集中在 S 期,不表示 G₂ 和 M 期通常还在启动全新的复制轮次。21

这样,某个起点可以先准备好,之后再使用;用过之后,在同一轮 S 期中又难以从头装一套新的。并非每个已获许可的起点最终都会启动,一部分会被邻近复制叉经过后被动复制,也能在复制受阻时提供备用起始机会。详细周期调控见细胞周期中的复制许可。

真核 Pol α–primase 建立 RNA–DNA 引物后,主要延伸任务交给 Pol ε 与 Pol δ。在通常的未受扰动复制叉中,Pol ε 承担大部分前导链合成,Pol δ 承担大部分后随链合成;Pol δ 也参与起点附近的前导链建立以及某些重启和填补。CMG 周围的 Mcm10、Ctf4/And-1、Mrc1/Claspin、Timeless–Tipin 等蛋白,把合成、解链与复制叉保护联系起来。先认识这些蛋白分别在什么位置工作,再去记缩写,比背一份到场名单踏实。22

不同生物怎样使用这套原理

出芽酵母起点有较明显的序列约束;后生动物常表现为范围较宽、使用概率不同的起始区,受到序列性质、核小体、转录、核内环境和发育状态影响。因而在一个系统里好用的“富 AT 短序列”规则,不能不加说明地拿去寻找所有动物起点。23

许多古菌用 Orc1/Cdc6 类蛋白识别起点、招募 MCM,滑动钳和多种复制叉蛋白也与真核同源;染色体可能有一个或多个起点。一些古菌在实验中删除全部已知起点后,仍能依赖重组相关方式起始复制。许多含 PolD 的古菌以 D 家族聚合酶完成主要染色体复制,另一些谱系主要使用 PolB;古菌有自己的复制系统,并非直接使用真核 Pol δ、Pol ε。24

工作 细菌代表系统 古菌常见系统 真核核基因组
起点识别与装载 DnaA;DnaC 等装载 DnaB Orc1/Cdc6 类蛋白;MCM ORC、CDC6、CDT1 装载 MCM2–7
解链 DnaB MCM 及相关辅助因子 CMG
引发 DnaG 合成 RNA PriS–PriL 类引发酶 Pol α–primase 合成 RNA–DNA 引物
主要延伸 Pol III 全酶 PolD 或 PolB,依谱系而异 Pol ε、Pol δ 的主要链分工
滑动钳与装载器 β 钳;细菌型装载器 PCNA;RFC 类装载器 PCNA;RFC
单链保护 SSB SSB/RPA 类蛋白 RPA
片段成熟 Pol I、RNase H、连接酶 RNase H、Fen1、连接酶等 Pol δ、FEN1/Dna2、RNase H2、ligase I

两个复制叉相遇之后

复制叉大多通过与相向而来的复制叉会合而结束。两套机器越来越近,最后一段 DNA 仍要复制,引物仍要处理,后方子代分子之间的缠绕也要解除。序列已经各有一份,不等于染色体已经可以各走各的。

环状 DNA 复制产物相互套连并由 II 型拓扑异构酶解开的示意

跟随红色的新链看:两个子代环可以仍然互锁。暂时的双链切割、穿越和重接,使它们最终分离。25

大肠杆菌的 Tus–Ter 系统能从特定方向阻挡复制叉,把许多会合事件限制在终止区。其他细菌可能缺少这套系统,或使用其他屏障。真核染色体大多数终止位置也由相邻复制叉的相遇决定,并不预先固定在一种通用终止序列上。

合成和拓扑处理结束后,复制体还要卸下来。在研究较充分的真核系统中,终止状态的 CMG 受到 MCM7 泛素化标记,再由 Cdc48/p97 类 ATPase 拆解并从染色质移除。若提前做这件事,复制叉会失去继续推进所需的核心装置。核糖体 DNA、着丝粒或强蛋白障碍附近,还可有局部、具方向性的复制叉屏障,需要分别分析。26

线性染色体到了尽头怎么办

对于环状模板,总可以沿着环继续找到后面的序列;线性染色体终端却真的会走到头。先固定哺乳动物端粒的一端来看:富 G 链朝末端伸出 3′ 单链突出端,与之互补的富 C 链较短。

这个不对称的末端,使两种复制产物遇到不同问题。以前导方式合成的新 G 链,只能复制到旧 C 链的 5′ 末端;旧 G 链原来多伸出去的那一段,没有相应 C 链模板可供它照着合成。以旧 G 链为模板合成的新 C 链,则需要不断放下引物;常规复制体难以一直把末端区域完整复制下来。再加上形成新突出端所需的 5′ 端切除,末端维护不能只靠常规复制叉完成。27

端粒酶携带自己的 RNA 模板。它的催化蛋白称为端粒酶逆转录酶(TERT):RNA 与染色体 G 链的 3′ 端配对,TERT 沿这段 RNA 模板延长 DNA;用完一段模板后,重新对齐,再加一轮重复。外面的染色体已经到头了,酶却把后续模板随身带来了。

端粒酶内部 RNA 与 DNA 末端对齐、延长、重定位及再次延长的循环

绿色曲线是酶携带的 RNA,灰色与红色是 DNA。沿 DNA 的 3′ 端看每次增加的部分;模板重定位使同一段 RNA 能指导重复添加。28

G 链延长后,互补 C 链仍要合成。CST(CTC1–STN1–TEN1)与 Pol α–primase 协作完成 C 链填补。Takai 等在 2024 年结合重构复制和细胞实验,区分了两类末端复制缺口:端粒酶维护 G 链,CST–Pol α–primase 则解决 C 链的不足。即使端粒酶能延长 G 链,也不能代替后一项工作。29

前导端和后随端端粒的两条链分别受到加工和填补的研究模型

从左侧复制叉进入中间两条路径:上方为后随端 C 链不足,下方为前导端加工与 G 链延长。粉色标出 CST–Pol α–primase 的作用,蓝色标出端粒酶作用;数值仅对应论文中的体系。30

端粒酶最初是怎样被找到的

Greider 与 Blackburn 在四膜虫提取物中检测到一种活性:它能向合适的端粒引物添加特定重复序列。这个实验把“末端需要额外合成”接到了可以在试管中测量的酶反应上。随后对其 RNA 组分与催化蛋白的研究,才逐步建立了今天的端粒酶机制。31

富 G 序列形成的二级结构、端粒结合蛋白和复制压力,也会影响复制叉通过。端粒酶活性、末端切除与填补、端粒修剪,以及某些细胞中的重组型端粒替代延长(ALT),共同影响长度稳态。因此,每个细胞周期都缩短同样数量的碱基并不是一条普遍定律。末端保护与染色质结构见染色体的末端组织。

DNA 复制之后,染色质怎样回来

真核 DNA 并不是一条裸露长线。复制叉遇到核小体时,需要暂时移开阻挡前进的组蛋白,又不能把原有染色质状态彻底丢掉。亲代 H3–H4 与 H2A–H2B 可以被复制体附近的伴侣回收,重新放到两条子代 DNA 上;新合成组蛋白则补足另一部分,使复制后的 DNA 恢复相应的核小体密度。

复制叉前方亲代核小体拆解、后方旧组蛋白回收与新组蛋白补充的示意

深浅颜色区分亲代与新生组蛋白。重点看旧组分进入子代与新组分填补的关系;图中列出的混合比例不是每个核小体必须遵循的固定配方。32

MCM2、Pol α 相关转移途径及 Pol ε 辅助亚基等,分别参与不同链方向的亲代组蛋白传递;ASF1、CAF-1 等组蛋白伴侣参与递送和装配。总体分配可以近似平衡,局部却会受到转移装置和染色质环境影响。亲代组蛋白的某些修饰为后续读写酶提供线索,新组蛋白上的修饰再逐步成熟。33

所以染色质状态的延续包含回收、重新装配与后续修饰,不是把每个核小体的原位置和全部标记逐颗复印。复制还与姐妹染色单体黏连的建立相协调,为后续染色体分配保留两份复制产物之间的联系。完整背景见细胞核、染色质与核糖体。

同一套合成化学,还能怎样安排

θ 型与滚环复制

前面环状 DNA 上扩大的复制泡,在中间阶段形似 θ,因此称为 θ 型复制。许多细菌、古菌和质粒利用这一类几何安排,起点数和双向复制的具体组织依系统而异。

另一种做法,是先在环的一条链上产生特定切口。切口留下一个 3′-OH,聚合酶便能沿完整的互补环延伸,把原来那条被切开的链逐渐置换出去。复制可以绕着环继续进行,伸出的链也越来越长,这就是滚环复制(rolling-circle replication)。

环状 DNA 单链切口引发、链置换与产物切割闭合的滚环复制示意

先找切口产生的 3′ 端,再跟随红色新链沿完整蓝色模板延长。被逐出的旧链伸在环外;图最后显示一种切出、连接并继续合成互补链的安排。34

不同系统会在不同阶段切割、闭合或合成互补链,产物可以是单体,也可以先形成串联多聚体,再加工成单位基因组。多种质粒、单链 DNA 噬菌体和某些真核病毒使用滚环或相关机制;“噬菌体复制”并不是滚环的同义词。35

线粒体复制为什么有几种图景

动物线粒体 DNA 常以重链与轻链命名互补的两条链。哺乳动物主要由 Pol γ、Twinkle 解旋酶和线粒体单链结合蛋白 mtSSB 组织复制,RNA 聚合酶还参与提供引物。经典链置换模型中,一条新链先开始合成,逐步暴露另一条模板上的起始区域,再启动互补链合成,因而两条链的合成不同步。

脊椎动物线粒体 D 环区域及链置换、RITOLS、链耦联三种复制模型

A 标出非编码区中的 D 环和相关位点;B 从左到右比较三种模型。实线是 DNA,虚线是 RNA。先看两条新链是否同步形成,再看暴露模板上是否存在长段 RNA。36

一些实验观察到后随链模板上广泛结合 RNA,形成称为 RITOLS 的模型;另一些中间体支持更为耦联的双链合成。细胞类型、复制阶段和样品处理,都可能影响检测到的结构。线粒体的 D 环也不等于所有细胞器 DNA 都要照做的一张通用复制路线图。拿这张图去比较不同物种时,聚合酶、引发和终止方式也要一并比较;相似的环状基因组,不保证使用同一套复制安排。37

当模板换成 RNA

端粒酶已经展示过一次 RNA→DNA:改变的是模板种类,增长的仍是 DNA 的 3′ 端。其他逆转录酶把这一化学反应安排到病毒复制、移动元件和细菌防御中,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过程。

两次链转移怎样完成病毒 DNA

逆转录病毒需要通过 tRNA 引发、RNA 降解、两次链转移及两条 DNA 的相互延伸,重建完整末端。具体过程与分阶段图解见逆转录病毒的两次链转移。

病毒之外的逆转录

HBV、逆转座元件、group II intron 和 retron 对引物与产物的安排各不相同;系统比较及实验技术入口见逆转录酶的不同工作场景。逆转录的完整讲解见子页,早期讨论仍保留在本页页末。

参考资料与延伸阅读

本页主要依据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第 7 版第 9 章,染色质装配参照第 8 章;经典复制实验及相应图版补充自 Weaver 第 5 版第 20 章。较新的机制及物种差异在相邻脚注中注明。


  1. Weaver RF. Molecular Biology. 5th ed. McGraw-Hill; 2012,图 20.3,印刷页 638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2. \(^{15}\)N/\(^{14}\)N 转换、密度梯度结果及不同复制模型的预测见 Meselson 和 Stahl 的原始论文。 ↩

  3. Weaver RF. Molecular Biology. 5th ed. McGraw-Hill; 2012,图 20.4,印刷页 638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原始条带及曲线出自 Meselson M、Stahl FW,PNAS. 1958;44:671–682(原文)。 ↩

  4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1,印刷页 258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5. 聚合化学、底物与引物需求、复制叉组织主要依据 Watson 等,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,第 7 版,第 9 章(2014);也可参阅 Alberts 等的复制机制章节。 ↩

  6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2,印刷页 259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7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5,印刷页 264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B 为与 DNA 结合的 T7 DNA 聚合酶结构,据 Doublié S 等,Nature. 1998;391:251–258 改编。 ↩

  8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11,印刷页 269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9. 聚合酶底物选择、3′→5′ 校对和复制后错配修复的分层贡献见 Alberts 等的复制机制章节及 Ganai 与 Johansson 的校对综述。 ↩

  10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19,印刷页 280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结构图据 Krishna TS 等,Cell. 1994;79:1233–1243 改编;其中 DNA 为模型。 ↩

  11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12,印刷页 270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12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15,印刷页 274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乳头瘤病毒 E1 六聚体结构实例,原结构研究为 Enemark EJ、Joshua-Tor L,Nature. 2006;442:270–275。 ↩

  13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17,印刷页 276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14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23,印刷页 285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教材据 O’Donnell M,Current Biology. 2001;11:R935–R946 改编;本站分两幅展示 a–c 与 d–e,保留原始配色。 ↩↩

  15. Weaver RF. Molecular Biology. 5th ed. McGraw-Hill; 2012,图 20.15,印刷页 647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16. 真核 Pol α–primase、Pol δ、PCNA、FEN1/Dna2 和 ligase I 的多路径冈崎片段成熟见 Balakrishnan 与 Bambara 的综述;跨域共同功能见 Alberts 等的复制机制章节。 ↩

  17. Weaver RF. Molecular Biology. 5th ed. McGraw-Hill; 2012,图 20.6,印刷页 640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原始 T4 实验据 Okazaki R 等,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. 1968;33:129–143 改编。 ↩

  18. 不连续合成的经典实验见 Okazaki 等的原始研究;前导链合成与合成后切除所致断片的区分见 2019 年大肠杆菌研究及 Williams、Kunkel 的评述。 ↩

  19. Weaver RF. Molecular Biology. 5th ed. McGraw-Hill; 2012,图 20.9,印刷页 642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A 的放射自显影原出处为 Cairns J,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. 1963;28:43–46。 ↩

  20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27,印刷页 296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21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33,印刷页 301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22. CMG、Pol α、Pol δ、Pol ε、PCNA 及冈崎片段成熟在真核复制叉中的主要分工见 Burgers 与 Kunkel 的综述。 ↩

  23. 后生动物起点由序列、染色质、核内结构和发育状态共同选择的证据与方法边界见 Prioleau 与 MacAlpine 的综述。 ↩

  24. 古菌起点数量、Orc1/Cdc6–MCM、PolD/PolB 分工及无起点复制的谱系差异见 Greci 与 Bell 的综述。 ↩

  25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35,印刷页 303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26. 复制叉会合、最后片段合成、拓扑解连和终止后 CMG 卸载的机制与未解决边界见 Dewar 与 Walter 的综述;MCM7 泛素化与 p97 依赖卸载的跨物种证据见 Low 等的研究。 ↩

  27. 端粒复制叉障碍、前导/后随末端加工、端粒酶延伸与 CST 介导 C 链填补见 Bonnell 等的综述。 ↩

  28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9–38,印刷页 306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29. Takai H, Aria V, Borges P, Yeeles JTP, de Lange T. CST–polymerase α-primase solves a second telomere end-replication problem. Nature. 2024;627:664–670。体外重构与细胞链长分析支持端粒酶维护 G 链、CST–Pol α–primase 维护 C 链的分工;文中测得的缩短量对应其体系与条件。 ↩

  30. Takai 等,Nature. 2024;627:664–670,图 4e。截取出版方图 4的模型面板,保留原标记;其中数值来自论文所研究体系,不表示所有端粒每轮固定缩短相同长度。 ↩

  31. 四膜虫提取物对端粒引物的序列特异延伸活性见 Greider 与 Blackburn 的原始论文。 ↩

  32. Watson JD, Baker TA, Bell SP, et al.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. 7th ed. Pearson /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; 2014,图 8–43,印刷页 251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33. 亲代组蛋白近似均衡分配、MCM2 与链偏向以及新组蛋白填补的机制见 Tian 等的研究;染色质装配背景见细胞核、染色质与核糖体。 ↩

  34. Weaver RF. Molecular Biology. 5th ed. McGraw-Hill; 2012,图 20.12,印刷页 645。本站截取教材图版区域,去除页眉与原排版正文,保留图中标记;配中文图注,未重绘。 ↩

  35. 细菌质粒滚环复制的切口引发、链置换和终止机制见 Khan 的综述。 ↩

  36. Ciesielski GL, Oliveira MT, Kaguni LS. Animal Mitochondrial DNA Replication. 2016,图 8。保留完整原图并转换为 JPEG;B 由作者据 McKinney EA、Oliveira MT,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. 2013;36:308–315 改编。 ↩

  37. 链置换、RITOLS 和链耦联模型及物种差异见 Ciesielski GL、Oliveira MT、Kaguni LS 的综述(2016);哺乳动物复制装置与链置换过程另见 Falkenberg 的机制概述(2018)。 ↩